嘉宾：
    周放生　财务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廖　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副秘书长
    王　波　埃森哲咨询公司合伙人兼中国区副总裁?
    丁建臣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7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据Thomason Financial的最新估计，2007年全球并购又创新高，交易金额将达到4.4万亿美元，超过2006年3.97万亿美元的规模。在2004-2007年全球并购新的一轮浪潮中呈现出新的格局。随着新兴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受益者和积极参与者，新兴市场中企业也快速发展和成熟，在国际市场上运营的羽翼日渐丰满，纷纷走出国门，并越来越多地开始着眼于发达国家市场的并购目标。

    进入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前景依然看好，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内资企业做出去的同时，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教训却不容回避，本期“并购圆桌论坛”邀请国内并购研究专家对2007年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战略、风险、金融等问题作出解析，以期对企业在2008年开展海外并购提供借鉴。

    并购需要明确战略目标

    中国企业国际化并购的目标多为国外公司面临亏损的“瘦狗”（dog）业务。尤其是TCL的跨国并购，被视为失败的完美样本；汇投入股黑石，遭遇黑石股票缩水……这是否说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战略时机并不成熟？选择什么样的战略方式才是企业海外并购的明智之举？

    廖明：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整合价格最低的资源，具有全球眼光的企业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和营销服务中心完善全球产业链；或者把上述若干环节外包，将不算核心竞争力的功能外包出去，将自己不可能做到最好的功能也包出去。过去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人只有到美国去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现在坐在印度的公司里，同样可以为世界任何一家公司设计电脑软件或制作财务报表。世界经济突破了国家地缘的范畴，逐步形成全球化的趋势。

    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经济持续在9%到10%的速度发展的大国加入WTO，大大鼓励了另一种型式的合作：离岸生产。愈来愈多的公司把生产移到中国，再把产品纳入旗下的全球供应体系。他们在这过程中，了解和培育中国的市场。通过转让技术，传播管理和治理理念，全面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从而选择未来的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并购形成了跨国的甚而是全球的企业。一大批在这种环境中崛起的中国公司要在这个全球竞争大市场中站住脚，也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整合最廉价的资源、寻找最大的市场，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从而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也随之开始了。从国际大形势上说这个时机到来了。

    在企业海外并购得战略上，有的是为扩大产能和市场，有的是为获取技术，有的是为了控制品牌，企业并购采取的众多战略是由企业自己确定的，不同的企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并购目标和战略。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可能是并购的原因，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如获得更廉价的原材料等。但最中心的目标和战略应是最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王波：对任何一个并购而言，收购方最需要明确的是：通过并购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被收购方是否对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确有帮助？一般来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基于如下考虑：进入被收购方所在国市场或者是获取被收购方的产能、技术或专利、品牌、客户。如果被并购企业能帮助实现收购方的这些目标，企业是否亏损不应该是唯一、甚或是重要衡量标准，只要物有所值。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个人电脑业务在ＩＢＭ是亏损业务，但对于联想来说不失为一个好的并购目标。当然，TCL对Thomason并购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对被收购目标没有进行足够的尽职调查，以至于收购Thomason后不能给TCL带来所期望的价值。黑石股票缩水，恐怕是市场的正常变动，而不能因此断言汇投入股时机不对。对于依然缺乏海外并购经验的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学会掌握并购的最佳时机的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发生在2007年中国相关的海外并购案，都还不能概括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时机并不成熟。

    周放生：国际化经营走并购路线是一条捷径，周期短、投入少，虽然风险也多，这个阶段到目前是最高阶段，也是其他国家走出去的必然阶段，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进行国外并购，国际通行的企业发展的模式。我国海外并购至少也有将近十年了，当时初期规模较小，不大引起人们的关注。有成功的当然也有遇到挫折的，如TCL。但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走向世界，应该容忍失败，关键是如何解剖案例，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王波：企业海外并购要符合长期战略发展目标，能够有助于企业实现持续的盈利性增长。因此，无论是通过海外并购扩大产能和市场，还是获取技术、品牌，只要是企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都不失为正确的选择。但是，正如企业不是为了做大而做大，做大不意味着做强一样，只求规模扩张的并购不一定为企业带来价值，尤其是只求简单的合并报表，而未实现业务整合的并购更是在长远上考虑，后患无穷。在是否利用和如何运用并购发展企业上，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考虑。例如：全球著名两家ERP解决方案提供商，就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一家主要通过并购来扩充和弥补自身解决方案的不足和实现企业的增长；另外一家则靠自身的有机增长来实现其战略目标。

    丁建臣：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不管企业发展战略如何描述，无非是追逐产能、市场、技术和品牌。在国内与国际、主业与副业、金融与实业、规模与专业等诸多重大现实市场挑战面前，须三思而后行，“能预见到风险也许就会避免一半”。

    海外并购需学会规避风险

    韩国的现代、大宇、三星等公司则是在80年代末期通过跨国并购进入世界市场，从而打造了韩国外向型经济的平台。当然，韩国的大宇也是由于盲目并购而最终导致破产，说明并购虽然可以迅速增强实力，但风险也不容小视。中国企业该如何抵制诱惑、规避风险，避免盲目并购？

    周放生：近一二十年来，企业在国外设了很多公司、办事处来开展并购业务，过程中有很多教训。从国际环境来看，走向世界的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在一定程度上，海外并购的风险比国内大得多，已经有很多案例证明，我们在海外设厂、并购只看到项目价值、机会而忽略了国别风险，忽视对其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宗教、文化、习俗等的透彻了解，从而遭遇风险和损失。中国企业海外设厂、并购应该首要解决对所投资项目的国家进行风险分析。如果属于高风险国家，即使项目投资机会和收益都很好，也可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在没有实现目标时便因无法控制的国家风险而导致失败。如委内瑞拉查韦斯上台后实行的国有化政策，使外国投资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损失，在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风险。只有当国别风险可以承受时，不超过企业的承受底线才可以论证项目有无可行性，而且要做好一旦要决定到这些高风险国家去时如何避免损失的发生。

    如出口信贷保险，要有保险公司来减少损失。在这方面，我国有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走出去的企业减少损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作担保时，要以专业的信息和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分析帮助企业判断国别风险有多大，对具体的企业来讲，很难做到这些。如果保险公司愿意为企业担保，说明那个国家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否则企业就要重新考虑是否值得独立承担起这些风险。切忌有赌的心理，否则损失将非常巨大。还要注意借助中介机构，初期信赖国际机构了解投资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文化习俗，以及和该国个方面的利益相关的主题的一些潜规则和显规则，也就是要知己知彼而不能盲目进去。

    王波：当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表演这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关注的时候，中国企业最难抵挡的诱惑和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夜郎自大，盲目扩大规模或为走出去而走出去，进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海外并购。如同企业始终要对自身的市场定位、发展战略、以及竞争力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一样，中国企业对采用并购来实现企业的发展也始终要有一个清醒和冷静的认识。对任何并购的机会，应当始终以是否给企业增加价值为衡量标准，即：通过并购是否有助于企业实现持续的盈利性增长。这一标准包括五个方面：成长性，盈利性，前瞻性，持久性和稳定性。只有对一个并购机会进行了全面的权衡之后，才能有效地降低并购的风险和取得并购的成功。

    廖明：我觉得我们的思路应该改变。不要一提海外并购就先强调什么风险啊、盲目啊。我们应该首先肯定企业走出去的方向，应该支持和帮助他们走出去。国外的并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有过无数次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还在刚刚起步，不可避免会走弯路、会犯错误。经验是从多次尝试、多次失败中积累的。我想只要这个企业是自己的或者把企业看作是自己的，企业家就绝不会为了做大而作大、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当然要防止盲目，尽量规避风险，要汲取他人失败的教训。我们提倡创新，干事业要有冒险的精神，但是我们的冒险要有科学的分析作基础，我们要事先熟悉我们要干的事。避免犯错误的关键在于要熟悉国际并购的规则、并构的规律、学会利用各种并购的新工具，参与全球竞合，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

    企业走出去要利用好金融工具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7月末，中国外汇储备接近1.4万亿美元，保持全球第一的位置，在目前人民币升值和2008年货币从紧的政策下，将来我们在外汇、金融等政策方面会不会有更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举措？

    王波：一个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外汇、金融等政策无疑会对本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产生影响。但是，企业并购最终是企业行为，基于对企业价值的衡量。经营国际化、成为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更多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无数的国际、国内经验和教训证明，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依靠市场的力量（而非政府的扶持）是最有说服力和生命力的。这一点特别是在伴随当前全球经济中新兴市场崛起，一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发展中国家显现的经济民族主义抬头的环境下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企业到发达市场的并购存有戒心，出于贸易保护和国家经济安全的考虑（或更多是借口），对国家主权基金或有政府背景的并购采取限制措施，或设置重重政策和法律的障碍，给新兴经济中企业在发达市场上并购造成困难。中国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未果就是一个实例。因此，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时，要充分利用国内的政策环境，同时又要具备防范和规避海外并购政治风险和政治阻力的敏感和能力。

    廖明：长期以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大多用来买国外的政府债券，特别是美国国债。我们也想改变这种状况，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部分外汇储备。但是，我们政府常常总是相信自己才能管好这些外汇，把风险都压在自己一身，我们为什么不充分发挥我们这些企业的积极性，利用他们更加贴近市场的眼光和几十年的市场经验去用好这些外汇呢？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并购案例不断增加，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金融机构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会随之逐渐地改变其市场组织方式和宏观调控方式。金融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把稀缺的金融资源用到最具竞争力、最有效率的部门去。最近上海、天津等一些地区正在进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改革试验，建立多层次证券市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相信十七大后我们的各项政策会有所调整，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企业走出去。

    目前除了大型国有企业外，我国企业并购的资金主要来自企业的自有资金和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支持。为了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我们还要不断丰富我们的融资手段，发展各种类型的的金融机构，特别是要对银行体制进行深入的商业化、市场化改革，要使我们的银行成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帮手。银行要从为企业和社会的金融服务中盈利，而不是靠负利率生存。只要我们的银行真正是独立的、商业的、竞争的，一个有着良好并购项目的企业就不会得不到金融支持。

    丁建臣：一个金融风险导火索往往会导致另一个更大的金融危机，它往往会使一个国家处于灾难性的边缘。韩国的大宇公司由于盲目并购而最终导致破产，引发韩国政坛危机。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的收购额首次超过了海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收购额，这一敏感数据说明国内经济金融制度结构性缺陷凸显，巨额外汇储备如同烫手的山芋，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藏汇于民”的外储政策并不完美，它只能加剧国有垄断企业的投资冲动，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海外投资的盲目扩张。在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长期分割、企业制度与金融制度长期难以有机融合的我国，给予海外并购企业强有力的信贷支持，似乎也与目前从紧的货币政策相悖，解决之道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与金融制度改革实现真正的融合。二战后麦克阿瑟将美国民主宪法移植于日本、构建企业与银行彻底融合的主银行制度，进而实现日本经济起飞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思。

    资产价格上涨，既制造富豪又掩盖罪恶。“罪恶有很多工具，但谎言是合适工具的把柄” （荷马），慎防海外并购掩盖或制造新的罪恶。

    周放生：党的十七大提出从2008年将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我想这不会对企业走出去造成过多的要求，关键是企业要有自有资金，现金流稳定，盈利水平是否能缓银行利息才是问题关键。